都在写钟南山，我说说他的父亲钟世藩吧
拾遗物语有其子，必有其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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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，清明节，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，双手紧握胸前：“父亲，怎么办？我要说出真话吗？”此时，“非典”正向全国蔓延。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：“非典是衣原体造成的，而不是病毒，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。”但钟南山心里很清楚：“元凶不是衣原体，而是病毒。”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，“父亲，我要说出真相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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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钟世藩从协和毕业时与老师及同学合影
1901年，钟世藩出生于厦门。未及9岁，父母便以双亡。9岁那年，他被人带到上海，给一户有钱人家做仆人。寄人篱下的钟世藩，一边给人家做工，一边刻苦地学习，终于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。协和医学院由美国人创办，实行严格的淘汰制，钟世藩这一届，考入协和的学生有40人，但只有8人拿到了学位，钟世藩就是其中之一。1930年，钟世藩从协和毕业后，又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，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，是当时中国绝少的医学博士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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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之后，钟世藩出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，国民党中央卫生署高官，一夜3次登门，让钟世藩携带全家及医院现金，连夜撤往台湾，钟世藩没有答应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我留在这里。”他不但人没去，还把13万美元现金保存了下来。广州解放后，钟世藩将医院所有财物，都上交了当时的军管会。如今广东省人民医院档案室里，还保存着一份已经发黄的档案——《1950年中央医院财产移交清册》。在这本410页移交清册里，从医疗仪器到药品，从一本书到一分钱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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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 钟南山的父亲和母亲
1953年，院系调整后，钟世藩调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主任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儿科是医院最忙科室之一。很多时候下班回家了，钟世藩还得不到休息，有些家长会带着孩子到钟世藩家看病，钟世藩总是不厌其烦，有时甚至还会上门出诊。那时，年纪尚小的钟南山十分不解：“爸爸，你没必要这样啊？”钟世藩对钟南山说：“所谓医者本分，就是治病救人。”这句话，打小就刻在了钟南山心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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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山医学院任儿科主任期间，钟世藩有两个习惯。第一个习惯：抽查病历。谁写的病历不规范不整洁，就会遭到他的严厉批评。当时，钟世藩有一句名言：“病历是写给病人看的，人家都看不懂，你写来干嘛呢？病历是一个医生的名片，也是一个医院的名片。从一个医生所写的病历，就大致可以看出他的医学水平，看一个医院的质量，也要先看它的病历。病历能反映一位临床医生的临床思维和学识水平，这是临床医生基本功之一。”
▲钟世藩书写的病历
第二个习惯：喜欢查房。中山医学院的儿科医生，最怕钟世藩查病房，因为钟主任查房时，要求医生把病历和检查报告先交上，医生必须脱稿作报告。如果作报告时结结巴巴或言不及义，钟世藩立马就会中断查房，然后掉头而去。所以，没有一个医生敢粗心大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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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世藩是中山医院的一级教授。现在中山一院的老教授，很多都是他的学生。“中山一院老教授开的处方里，低于10元的有8万多张。他们看病有一个习惯，能够吃药就不要打针，能够打针就不要输液，能够用便宜药就不要用贵药。”这样的看病习惯，来自于钟世藩的教导。有学生曾问：“老师，什么是医德？”钟世藩回答：“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，就是医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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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钟世藩夫妇和钟南山兄妹
1950年代，中国很穷，科研条件非常有限，科研资金非常稀缺，为了研究乙型脑炎病毒，钟世藩省吃俭用，用省下的钱买回三四百只小白鼠，在家里建起了实验室。当时有个笑话，如果有人问：“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？”马上就有人答：“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浓，那就是他家。”这个小白鼠实验室，给钟世藩带来了两大收获：●首创了用胎鼠作为分离病毒的工具。●让儿子钟南山喜欢上了医学研究。钟南山天天帮父亲喂老鼠，在父亲的熏染下，他慢慢喜欢上了医学，并把当医生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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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，钟南山很淘气。妈妈给他钱，让他交学校伙食费，他竟然把这个钱截胡了，偷偷藏起来买零食和玩具。终于有一天，事情露馅了，钟南山暗叫“完了完了”，“我当时以为大难临头了，父亲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。”结果钟世藩根本没有动手，他把钟南山叫到跟前，只是说：“做人，最重要的是诚实。南山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你这么做是不是诚实？”这样的质问，比打钟南山一顿让他感受更深。“这感觉比他打我一顿，对我刺激更大，父亲这句话，让我明白了，人生在世，诚实比机灵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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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，19岁的钟南山，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。在北京医学院念书期间，钟南山体育成绩好到爆。1958年，第一届全运会，钟南山以54.4秒的成绩，打破了男子400米跨栏全国纪录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夺得了男子十项全能亚军。全运会结束后，北京体委找到他，“你来我们这里做职业运动员吧！”搞体育当明星很风光，钟南山有点动心了，回家征求父亲意见：“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钟世藩回答了这样一句话：“钟家优良传统有两个，第一就是要永远有执着的追求，第二办事要严谨要实在。”听完这句话，钟南山脸就红了， 放弃了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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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，大学毕业后的钟南山，正准备大展拳脚时，“运动”来了。由于父亲在美国留过学，还做过国民政府医院的院长，所以成了“走资派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。钟南山受牵连，被下放去做校报编辑、做锅炉工……这一做就是11年。1971年，钟南山终于回到了广州。钟南山回到广州后，一度有点灰心丧气。一向沉默寡言的钟世藩，有一天突然问钟南山：“南山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钟南山答：“35岁。”钟世藩叹了口气：“喔，都35了，真可怕。”这句话改变了钟南山的命运。那天晚上，钟南山失眠了，他知道父亲这句话的意思，“都35了，还一事无成。”那天夜里，钟南山暗下决心，“我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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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开医学11年，要从头开始实在是太难了。在广州四院上班的钟南山，第一次出诊就出现了误诊，将一名胃出血病人误诊为“结核性咳血”，成了医院的大笑话。但在父亲的鼓励下，钟南山没有气馁，他每天最早去最晚下班，在一年时间里，写下了四大本医疗工作笔记，体重掉了12公斤，很快就胜任了临床工作。在“追回时间”的钻研中，父亲的一句话奠定了钟南山的治学态度。有一次，他跟父亲一起出诊，遇到一个尿血的孩子，钟南山说：“这应该是结核。”钟世藩听了，很严肃地反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？尿血可能是结核，也可能是膀胱炎，还可能是其他炎症，你凭什么说他是结核？”一句话就把钟南山问得哑口无言。接着，钟世藩说了一句让钟南山永生难忘的话：“医者人命，没有十足的证据，不可轻下判断。”这句话，从此成了钟南山的座右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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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，中国流行慢性支气管炎。当时全国搞了一个普查，结果显示3.82%的中国人患有慢支炎。周总理发出号召：“开展群防群治。”但当时的医生都不想参与，为什么？“治咳不治喘，治喘不露脸。”没有医院能真正治好慢支炎，去做这个工作做不出成绩。医生们都不愿去，组织就找到钟南山。钟南山开始也有点不愿意，他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。钟世藩说：“捡难的事做未必是坏事。”于是钟南山就去了慢支炎防治小组。在五年研究中，他与侯恕合作，写下了论文《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》。1978年，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，这篇论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。钟南山名声大振。1979年，钟南山获得了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，这是改革开放后，最早被国家派出去深造的留学人员。钟南山从这里起航，一步一步地成了中国顶尖呼吸内科专家。选择难走的那条路，成就了钟南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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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，广州市图书馆，多了一位白发老人，他每天最早到，最晚离开，这个人就是钟世藩。“被退休”的他，天天在这里查资料、做笔记。钟世藩想干嘛？“中国广大基层医院很难用到先进仪器，儿科门诊还停留在很原始的症状、体征问诊上，所以我想写个册子，把这辈子积攒的经验留下来，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。”当时，钟世藩的视力已经不行了，他两眼有复视，看东西重影，所以只能用手捂着一只眼睛写，累了就再换另一只。后来视力实在不行了，他就把整个脸贴在桌面上。
钟南山见父亲如此，非常心疼，“爸，你不要写了吧！”钟世藩有点生气，回答说：“不写了干什么？等死吗？”然后，他对钟南山说了一句：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能留点什么东西，那他才算没有白活。”已经不惑之年的钟南山听到这句话，浑身一震，从此，这句话也成了他的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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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时四年，钟世藩终于完成了《儿科疾病鉴别诊断》。钟南山看完父亲的序言后建议：“在序言中加上一句语录吧！”钟世藩坚决不加：“这是医学著作，不是政治宣传。”“有时候需要讲点政治。”“对医生而言，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。”这本书出版后，很快售罄，之后再版了5次。钟世藩也拿到了1500元稿费，他把稿费分成两份，一份1000元，一份500元，多的这一份，他给了帮他抄写手稿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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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，钟世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临终前两天，他还在跟儿子探讨磁场是否对病毒毒性有作用。临终前，他留给儿子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千万不要开追悼会，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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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家风才是最大的不动产
2003年，清明节，钟南山站在钟世藩墓前，“父亲，我要说出真相吗？”钟南山知道，如果换作是父亲，他一定会说出真相。“真药救人，真话救世。真话和真药一样重要。”真药加上真话，中国才能度过这一劫。2003年4月10日，在中外记者云集的新闻发布会上，钟南山选择了说出真话：“什么叫现在已经控制？根本就没有控制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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