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姥姥的澎湖湾”，如此修改要不得
“姥姥的澎湖湾”，如此修改要不得文：枯木
近日，网友爆料称，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《打碗碗花》，原文中的“外婆”全部被改成了“姥姥”，另外还有同一教材的另一篇课文也用“姥姥”替代“外婆”。此事在网上引起争议。
那么，为什么要把原文“外婆”改成“姥姥”呢？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，上海教委认为，“姥姥”是普通话语词汇，而“外婆、外公”属于方言。这个回复确实不能令人满意。
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，我们绝对支持推广普通话。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、多语言、多方言的人口大国，语言是人类沟通的主要桥梁，推广普通话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，加速各区域之间的文化融合，有利于文化传播，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，对国家的统一团结的重要性无需赘言。
然而，我们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，不能不顾语言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地域特征，僵硬的进行推广。毕竟大家都知道，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本来就是一个包容并蓄的历史渐进过程，经过五千年的历史演变，从而形成了如今普通话为主、方言为辅、少数民族语言并存的语言文化，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化的一枝独秀、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。
普通话的形成，有着其历史原因。最早统一文字的记载是周朝，《礼记·中庸》第二十八章：“今天下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”，然而真正实行是秦朝统一六国后，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，以秦国文字为基础，参照六国文字，最后形成“秦篆”（即小篆），面向全国推广，这一举措使得我们国家的文化不管历史兴衰都未有割裂，可以说意义重大。
而在语言方面，历史上统治者推广的语言一般都是属于首都雅音，这就是形成了汉、唐、宋时期的中原雅音，后来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得以在粤语等方言中予以保留，明清时代则形成以北京地区为主的北方官话（也是中原雅音发展而来），这是如今我们朗诵唐诗宋词一般都能押韵的原因。现在的普通话就是以北京地区语言为主，兼顾南北的基础上形成的。
然而，由于地域气候环境不同，生活习性不同，交通信息交流的差异等因素，造成人们的发音千差万别，即便是同一地域，也会出现不同的发音，这就是俗话说的“十里乡俗不一般”，虽然外人难以分辨，但是本地人一听就可以辨别出讲话人是否本地，其中微妙难以描述。可以说，地方方言代表了地域特色，是经过悠久历史积淀才形成的，其中包含着很多传统基因和文化因素，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意义。
况且，现在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注重保护和继承以及发扬传播，语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，比如现在我国的十大方言语系（官话（北语）、晋语、徽语、粤语、吴语、闽语、湘语、赣语、平话、客语），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色，很多保留了古汉语的遗存特征，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化历史的主要手段，对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，值得我们去保护去继承，而不是抛弃。
了解到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的同等重要的特性，我们就不会顾此失彼，而是二者并举，一方面，在官方语言上大力推广普通话，一方面在方言上要予以兼容并蓄，这样才能百花齐放，才不会如此随意的更改一些文章的词汇。
因为言为心声，文字是语言的凝练，一篇文章往往是作者的综合素质的体现，其中包含了作者的生长环境，地方特色，语言环境，心理状态，文化素养等等，在行文上有多种题材，有严格要求书面用语的公文形式，有用语严谨的研究类论文形式，有文艺创作的诗词歌赋小说戏剧歌曲等各种文体，不能用一个模式去要求。尤其是文艺创作，更不能要求用书面语，好的文章往往用词得体，文笔优雅，语境优美，一气呵成，倘若贸然修改，就会画蛇添足，使得文章变得毫无生气，这是其一。
其二，就拿“姥姥”和“外婆”来说，都不是普通话官方书面用语，正规的书面用语应该是“外祖母”，“姥姥”属于北语方言，“外婆”属于吴语方言，因此上海市教委的回复值得商榷。
其三，即便退一万步说，“姥姥”是官方书面用语，也不能修改，因为，小学语文教材属于文艺性和知识性文章，文章中适当采用方言，可以表现出人物的特色，使得人物更加丰满，这在现代汉语中和文艺创作中是一个重要手法，倘若枯燥的统一使用官方书面语，这就是公文而不是文艺创作了。
其四，修改文章需要原作者的同意，这关系到版权问题，有关方面贸然修改，会对版权人造成侵权，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修改和官僚化的作风表现。
综合以上几点因素，将“外婆”修改为“姥姥”纯属多此一举，也让人贻笑大方，至于普通话之类的理由更是站不住脚，这不得不追问一下修改之人的知识面和文化素养了，如此修改让人哭笑不得，这就是好心办错事、矫枉过正的结果。
不过，幸好，这篇小学教材的文章，修改后语境和语义没有太多改变，然而，如果把“外婆的澎湖湾”改成“姥姥的澎湖湾”，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”改成“摇啊摇，摇到姥姥桥”，估计即便是原作者不与计较，广大民众也不会同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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